詩經注析

这是一首人民讽刺、责骂卫国君主的诗。诗讽刺的对象是谁？作者是谁？意见有分歧。毛序：“刺卫宣姜也。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如也。”郑笺：“刺其与公子顽为淫乱行，不如禽鸟。”这是第一说。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：“均曰‘人之无良’，何以谓一指顽，一指宣姜也？大抵人即一人，我皆自我。而为兄为君，乃国君之弟所言，盖刺宣公也。”这是第二说。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：“鹑之奔奔，代卫公子刺宣公也。”这是第三说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：“郑六卿享赵孟，伯有赋鹑之贲贲。赵孟曰：‘床第之言不逾阈，况在野乎？非使人之所得闻也。’”杜预注：“卫人刺其君淫乱，鹑鹊之不若。”左传又云：“文子告叔向曰：‘伯有将为戮矣。诗以言志，志诬其上，而公怨之，以为宾荣，其能久乎？’”杜预注：“言诬，则郑伯未有其实。”按春秋和晋人都以此为刺君的诗，并不将“君”解为“小君”（指卫宣姜）。至于作者，据诗“我以为兄”，便认定国君之弟所作，或言人民代卫公子作，均无确据。陈奂说：“我，国人也。”国风多民歌，还是从陈说为是。 此诗首章以“鹑之奔奔，鹊之彊彊”起兴，但毛公没有标兴，至朱熹才把它列为兴诗。毛公漏标的原因，恐怕是嫌它喻义不明。诗经的兴句，大部分含有比义，但同纯粹的比句又有所不同。比的运用，是以彼物比此物，二者之间总有一个特点是相同的，总是以好比好，以不好比不好。但兴含比义时，有时也可起反衬作用，以好反衬不好等。如此诗起首二句，就是诗人看见鹑鹊、喜鹊尚且有自己固定的匹偶，联想到卫国君主荒淫无耻的乱伦生活，觉得他连禽兽都不如。毛公没有看出这种反衬的喻义，故此漏标。而这种特点，则是兴区别于比的一个明显标志。